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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為惡所勝，應以善制惡
1. 在新年的開始，我再次向各國領袖及所有承認這世界需要締造和平的善心人士發言。為二○○五年世界和平日的主題，我選用了聖保祿致羅馬人書中的話：「你不可為惡所勝，反應以善勝惡」(十二21)。我們永遠不能以「惡」來打倒「惡」，一旦走上了這條路，不但戰勝不了惡，反會為惡所勝。
聖保祿這位偉大的宗徒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和平是一漫長且艱鉅的奮戰的成果，只有以善勝惡，才能獲得。如果我們想到世界各地人們互相殘殺的悲慘景象，以及因此造成的無法形容的痛苦及不義，就會知道，唯一真正有建設性的選擇，就是如聖保祿所提出的：躲避邪惡，而緊緊地依附「善」(參羅十二9)。
和平是一項「善」，必須以「善」來推動：不論對個人、家庭、國家及全人類而言，和平都是一項「善」；然而，和平需要由「善」所啟發的決定及行動來加以維護、培養。我們也感謝聖保祿另一句深刻的真理之言：「不可以惡報惡」(羅十二17)。要避免陷入「以惡報惡」的惡性循環，只有接受保祿宗徒的話：「你不可為惡所勝，反應以善勝惡」(羅十二21)。
惡、善、愛
2. 人類從一開始，就認識了「惡」的悲劇，也努力去了解「惡」的根源、解釋「惡」的起因。「惡」並不是在這世界上活動的一股命定的自然力量。那是人的自由所帶來的結果。人類之所以異於地球上其他受造之物，就在於人有自由，這自由始終臨在於「惡」事之中。「惡」一向有名有貌：那是自由選擇「惡」的男男女女的名字和面貌。聖經上說，在人類歷史之初，亞當和厄娃就曾反抗天主，亞伯爾則被哥哥加音殺害(參創三-四)。這些是最早的錯誤選擇，在接下來的數千年中，人類又有無數錯誤的選擇。每一個選擇都有一內在的道德幅度，包含個人應負的特定責任，以及每個人與天主、與他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重要關係。
在「惡」的最深層次中，「惡」就是拒絕愛的要求悲慘後果。相反的，「道德的善」則是出於愛，顯示了愛的面貌，也導向愛。這一切對基督徒來說更是明顯，基督徒知道他們身為基督奧體的一份子，不但與天主有特殊關係，也與他們的弟兄姊妹有特殊的關係。基督徒的愛，在福音中是「道德善」的活泉，基督徒之愛的內在邏輯，甚至要求我們愛自己的仇人：「如果你的仇人餓了，你要給他飯吃；渴了，應給他水喝」(羅十二20)。
普世道德律的「法則」
3. 放眼看世界現狀，必然會注意到這個令人不安的現象，就是到處蔓延著各種社會及政治的「惡」：從社會的失序到無政府狀態及戰爭，從不公義到暴力及殺人的行為。人類大家庭若要在善與惡的衝突中走穩妥的道路，就急需保存和尊重天主親自賜給我們的共同遺產，即道德價值。因此聖保祿鼓勵所有決心以善勝惡的人，應以崇高無私的精神，培養慷慨之心並促進和平(參羅十二17-21)。
十年前我在聯合國大會致詞時，提到必須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那時我談到普世道德律的「法則」，教會也曾在這方面藉各個宣言當中將普世道德律公諸於世。普世道德律能激發共同的價值和原則，儘管人類有不同的文化，這道德律可促進人類合一，而它本身是不變的：「它是思潮和風氣激流中的中流砥柱，並作它們進步的支持……即使有人欲否認這原則，卻不能把它摧毀，也不能自人心中把它剷除。它會一而再地浮現在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中。」
4. 此一共同道德律的法則，要求我們有更大的承諾和責任心，以確保個人的生命和各民族的生命都能受到尊重，並獲得提昇。在這樣的光照下，折磨世人的「惡」，不論是社會性的或政治性的，特別是那些暴動所造成的「惡」，都應受到強烈的譴責。這使我立即想到心愛的非洲，在那裡，至今仍持續的許多衝突，已經造成了數百萬名受害者。我又想到耶穌的故鄉——處境險惡的巴勒斯坦，在那兒，人們相互了解的結構，已被無日不有的暴力和報復行為產生的衝突所撕裂，至今仍無法以正義和真理來修補。至於似乎要把全世界的未來推向恐懼和痛苦的恐怖暴力，這樣令人苦惱的現象，又該怎麼說呢？最後，我們又怎能不懷著深深的痛惜，想到出現在伊拉克的令人驚心的情景呢？那裡所發生的事，已經使我們人生活在不可知、沒有安全的處境中。
為得到「和平的善」，必須明白地與有意識地瞭解暴力是一個無法接受的「惡」，也永遠解決不了問題。「暴力是一個謊言，因為它違反我們信仰的真理，我們人性的真理。暴力其實毀壞掉它聲聲所要維護的人性尊嚴、生命與自由」。我們所要做的是盡力培育良知，秉持教會所宣揚、所促進的正直和友愛的人道主義，教育年輕的一代走向「善」。這就是一個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自由、基本權利的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的基礎。
和平的「善」和公益
5. 要藉著「以善勝惡」來促進和平，需要慎重地反省「公眾利益」，以及它與社會和政治的關係。當每一層次都已推動公益時，也就是促進了和平之際。如果一個人不考慮到他的社會性，也就是說，是「與」他人同在、「為」他人生活的，他能完全做到促進和平嗎？公眾利益與他有密切關係，與他社會性的每一層面都有密切的關係，如家庭、團體、社團、都市、區域、國家、民族等。由某些方面來看，每一個人都受到召叫，要致力於公益，把別人的利益當成是自己的一樣。這個責任特別屬於政府的每一個階層，因為他們受到召叫，要創造一個能允許和助長人類整體發展的最好的社會條件。
因此，「公益」要求尊重並提升人以及人的基本權利；也要尊重並促進世界各國的權利。在這方面，梵二大公會議觀察到：「人類日趨密切的互相倚屬，逐漸擴展至全球。……因而所謂公益，今天亦愈形普世化，從而包括整個人類的權利和義務。每一團體應顧及其他團體的急需及合法願望，以及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公益」。全人類——包括後代子孫——的好處，需要國際間真正的合作，而且每一國家都必須對此有所貢獻。
世間上某些眼光短淺的人，會把公益視作純粹的社會--經濟福利，缺乏任何超性目標，因此也使它失去最深刻的意義。然而，公益確有其超性的幅度，因為天主是所有受造物最終的目的。基督徒知道耶穌已十分清楚地啟迪我們，要如何得到人類真正的公益。歷史的旅程是走向基督，並在基督內達到高峰：由於基督、藉著基督並為了基督，整個人間都能在天主內得到圓滿的實現。
和平的善與善用世上財富
6. 由於和平的善與所有民族的發展都有密切關係，因此必須時時考慮到使用世上財富的倫理條件。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說：「天主曾欽定，大地及其所有是供人人使用的。所以一切受造之物應在正義及愛德原則下，公平地惠及人人」。
做為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每一個人都是世界的公民，也都有應盡的義務和應享的權利，因為世上所有人類都因一個共同的起源、因同一崇高的使命而結合在一起。一旦有受孕事實，一個嬰孩就有資格享受生命權利，也應該受到關愛及照料；而且有人應負責提供這些。譴責種族主義、保護未成年人、給離鄉背井的人及難民提供幫助、促進國際間對貧困者有同舟共濟的心懷，這些都是在堅守及應用世界公民的原則。
7. 今天，「和平的善」又與因科技發展而產生的新財富有密切關係。在應用大地財富的「普遍用途」原則時，這些新財富也必須為人類的基本需要效勞。若能在國際層次上採取適當的主動，就能充分落實「財物的普遍用途」原則，也就是向所有人——包括個人及國家——保證，要履行在發展中彼此「分享」的基本條件。一旦去除了使得許多人民淪於發展邊緣的獨占和重重障礙，財物的分享就有可能做到了。
如果國際社會能對大家通稱的「共有財物」(public goods)承擔起更大的責任，那麼「和平的善」會得到更多保障。所謂「共有財物」，就是所有公民，不須有意識地去做選擇，也不必對其有貢獻，就能自動享有的財物。在國家層次來說，司法制度、國防制度、公路網和鐵路網等都屬於公共財。在這世界上，全球化現象的增加，表示越來越多的公有財產具有全球性的特色，因此公共利益也日日增加。我們只要想想對抗貧窮、促進和平及安全、關心氣候的變化、疾病的控制等作為就夠了。國際社會應以「管理共有財物的使用」為目標，在公正及團結的普遍原則的激勵下，來訂定範圍更廣的法律條約網。
8. 「財物的普遍去向」原則，在挑戰貧窮上也能有更有效的做法，尤其是當我們想到數千百萬的人民仍生活在赤貧之中時。在新的千年開始之際，國際社會列出優先計劃，要在公元二○一五年時將赤貧人口減少一半。教會支持並鼓勵這項承諾，並邀請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在各個地方都能實際表現出對窮人的特別關愛。
貧窮的悲劇仍然與貧窮國家的外債有密切關係。雖然這些地區已有大幅度的進步，但問題仍未能得到充分的解決。十五年前，我呼籲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即貧窮國家的外債「與一連串其他問題有密切關係，例如外商投資、重要國際組織的適當功能，原料的價格等等」。最近針對窮人的需要所採取的一些有利減輕外債的行動，顯然改善了經濟成長的品質。然而，由於諸多因素，此成長的「量」仍然不足，尤其是未能達到新千年的目標。貧窮國家仍然陷在一個惡性循環中：低收入限制了儲金的增加，造成投資力弱，以及無法有效運用儲金，因而又不利於成長。
9. 正如教宗保祿六世曾說過，而我也肯定過的：要使各個國家有能力處理嚴重的貧窮問題，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公正的國際商業關係的架構內，並在合理的條件下，透過外國經濟援助——不論是公家或私人的援助——以提供必需的資源。我們急需道德和經濟的動員，尊重已經訂定、對貧窮國家有利的條約，同時也要檢討那些已證明對某些國家造成過度負擔的條約。關於這方面，公共的發展援助應該要有新的動力，也要開發新的金援方式，不論有多困難也不放棄。有些政府已經在審慎研究為此目的成立機構的可能性；這些重要的創新行動，應該秉持真正分享的精神來執行，同時也要尊重輔助的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至於指定做為貧窮國家發展之用的財務資源，不論是捐贈國或受贈國，都應該在健全的行政措施下十分謹慎地處理。教會鼓勵這些努力，同時也有所貢獻。我們只須提到許多獻身於援助及發展的天主教會機構的重大貢獻就可明白了。
10. 在二○○○年大禧年結束時，我在《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文告中提到，為了向世人宣揚希望的福音，我們急需在愛德工作上有新的創意。我們只要想想妨礙非洲發展的許多難題，就知道這需要有多急迫。那些困難包括無數的武裝衝突、由於赤貧而更加惡化的流行性疾病，政治的不安定造成普遍的不安全。這些悲慘的情況，要求非洲有全新的方向：透過各方更果斷的承諾，並完全相信，非洲人民的福利是為達到普遍的公益所不可或缺的，進而在雙邊及多邊的層次中創造新的團結形式。
願非洲人民在他們自己的未來，他們自己的文化、文明、社會、經濟發展中成為主角！願非洲不再只是援助的接受者，也能成為負責任、可信服的、有生產力的參與者！為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新的政治文化，特別是在國際合作的層次上。我願再一次聲明，不尊重一再承諾的公共發展援助、懸而未決的非洲國家沈重的外債問題、在國際商業關係上不給非洲國家特殊的考慮，這些都是通往和平的重大阻礙，因此急需處理和解決。在今天，把和平帶給世界，最有決定性的條件就是承認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發展』或是成為世界上每一地區所共同分享的，或是即使在不斷進步的地區，也一樣要走進一種退化的過程」。
「惡」的普遍性和基督徒的希望
11. 面對世界上許多悲劇性的情況，基督徒以謙卑的信賴，承認唯有天主能使個人及民族戰勝「惡」，而獲得「善」。基督藉著死亡與復活，救贖了我們，並「以高價」將我們贖回(格前六20；七23)，為所有人得到救恩。藉著他的幫助，每一個人都能以善勝惡。
一般人確信「惡」不會得勝，基督徒懷抱著此堅實的希望，去支持他們促進正義與和平的努力。儘管個人和社會的罪，在人類所有的活動中都留下記號，但在獻身於正義與和平的努力中，「希望」時時給以新的動力，以及能夠建立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堅定信心。
雖然「罪惡的陰謀」(得後二7)存在於這世界上，也活躍於這世界上，我們不可忘記，被救贖的人類有能力抗拒它。每一位信友，都是天主按他的肖像所造，也都為基督所救贖，因此「在某種程度內，他同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能與我們合作，來獲取「善」的勝利。「上主的神」的工作「充滿了世界」(參智一7)。基督徒，尤其是平信徒，「不可把他們的期望隱藏在心靈的深處，在世俗生活的社會結構中表現出他們在應不斷地歸向天主，『和不停的黑暗世界的霸王，及邪惡的鬼神』(弗六12)鬥爭。」。
12. 任何一位善心人士都不會放棄以善勝惡的努力。只有使用「愛」的武器，才能打好這一仗。只有「善」征服了「惡」，「愛」才能普及各地，也唯有在有愛的地方，才有和平。梵二大公會議重申福音的教導：「愛德的新誡命是人類成全並改善世界的基本法令」。
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中也是如此。關於此點，教宗良十三世寫道，那些負責在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上維護和平的人，應該在自己內心培養愛德精神，也在他人身上激發「愛德精神，因為那是一切美德中的主腦」。基督徒必須是此一真理的有力見證。他們應該以生命證明，「愛」是能給人民和社會帶來滿足的唯一力量，也是在歷史洪流中，把途徑導向善與和平的唯一力量。
今年是聖體年，在這一年當中，願教會的兒女在愛的至聖聖事中找到一切共融的泉源：與救主耶穌共融，並在他內與每一個人共融。基督的死亡與復活，聖事性地臨在於每一次感恩祭中，而藉他的死亡與復活，我們從邪惡中被拯救，並能行善。藉著基督所賜給的新生命，我們儘管有不同的語言、國籍與文化，仍能承認彼此為兄弟姊妹。簡而言之，藉著分享同一個餅、同一個杯，我們能明白我們是「天主的家庭」，只要共同努力，就能有力地貢獻己力，建立一個正義、自由、和平的世界。
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發自梵蒂岡
若望保祿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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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ER TIMELY COMMITMENT: TEACHING PEACE
My words are addressed to you, the Leaders of the nations, who have the duty of promoting peace!
To you, Jurists, committed to tracing paths to peaceful agreement, preparing conventions and treaties which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legality!
To you, Teachers of the young, who on all continents work tirelessly to form consciences in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And to you too, men and women tempted to turn to the unacceptable means of terrorism and thus compromise at its root the very cause for which you are fighting!
All of you, hear the humble appeal of the Successor of Peter who cries out: today to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2004, peace remains possible. And if peace is possible, it is also a duty!
1 A practical initiative
My first Message for the World Day of Peace, in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1979, was centred on the theme: To Reach Peace, Teach Peace.
That New Year's Message followed in the path traced by Pope Paul VI of venerable memory, who had wished to celebrate on January 1 each year a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Peace. I recall the words of the late Pontiff for the New Year 1968: “It would be Our desire, then, that this celebration take place each year as a sign of hope and promi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alendar which measures and guides the journey of human life through time, in order that Peace, with its just and salutary equilibrium, will dominate the unfolding of history yet to come".(1)
Faithful to the wishes expressed by my venerable Predecessor on the Chair of Peter, each year I have continued this noble tradition by dedicat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civil year to reflection and to prayer for peace in the world.
In the twenty-five years of Pontificate which the Lord has thus far granted me, I have not failed to speak out before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inviting believers and all persons of good will to take up the cause of peace and to help bring about this fundamental good, thereby assuring the world a better future, one marked by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mutual respect.
Once more this year I feel bound to invite all men and women, on every continent, to celebrate a new World Day of Peace. Humanity needs now more than ever to rediscover the path of concord, overwhelmed as it is by selfishness and hatred, by the thirst for power and the lust for vengeance.
2 The science of peace
The eleven Messages addressed to the world by Pope Paul VI progressively mapped out the path to be followed in attaining the ideal of peace. Slowly but surely the great Pontiff set forth the various chapters of a true “science of peace”. It can be helpful to recall the themes of the Messages bequeathed to us by Pope Paul VI for this occasion.(2) Each of these Messages continues to be timely today. Indeed, before the tragedy of the wars whic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are still causing bloodshed throughout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East, they take on at times the tone of prophetic admonishments.
3 A primer of peace
For my part, throughout these twenty-five years of my Pontificate, I have sought to advance along the path marked out by my venerable Predecessor. At the dawn of each new year I have invited people of good will to reflect, in the light of reason and of faith,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an orderly coexistence.
The result has been a synthesis of teaching about peace which is a kind of primer on this fundamental theme: a primer easy to understand by those who are well-disposed, but at the same time quite demanding for anyone concerned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3)
The various colours of the prism of peace have now been amply illustrated. What remains now is to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ideal of a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its specific requirement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s and peoples. We Christians see the commitment to educate ourselves and others to peace as something at the very heart of our religion. For Christians, in fact, to proclaim peace is to announce Christ who is “our peace” (Eph 2:14); it is to announce his Gospel, which is a “Gospel of peace” (Eph 6:15); it is to call all people to the beatitude of being “peacemakers” (cf. Mt 5:9).
4 Teaching peace
In my Message for the World Day of Peace on 1 January 1979 I made this appeal: To Reach Peace, Teach Peace. Today that appeal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cause men and women, in the face of the tragedies which continue to afflict humanity, are tempted to yield to fatalism, as if peace were an unattainable ideal.
The Church, on the other hand, has always taught and continues today to teach a very simple axiom: peace is possible. Indeed, the Church does not tire of repeating that peace is a duty. It must be built on the four pillars indicated by Blessed John XXIII in his Encyclical Pacem in Terris: truth, justice, love and freedom. A duty is thus imposed upon all those who love peace: that of teaching these ideals to new generations, in order to prepare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mankind.
5 Teaching legality
In this task of teaching peace, there is a particularly urgent need to lead individuals and peoples to respe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o respect the commitments assumed by the Authorities which legitimately represent them.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e closely linked to each another: law favours peace.
From the very dawn of civilization, developing human communities sought to establish agreements and pacts which would avoid the arbitrary use of force and enable them to seek a peaceful solution of any controversies which might arise. Alongside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individual peoples there progressively grew up another set of norms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ius gentium (the law of the nation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is body of law gradually expanded and was refined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different peoples.
This process was greatly accelerated with the birth of modern State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 jurists,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were engaged in developing the various h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 grounding it in the fundamental postulates of the natural law. This process led with increasing force to the formulation of universal principles which are prior to and superior to the internal law of States, and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the unity and the common vocation of the human family.
Central among all these is surely the principle that pacta sunt servanda: accords freely signed must be honoured. This is the pivotal and exceptionless presupposition of every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l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violation of this principle necessarily leads to a situation of illegality and consequently to friction and disputes which would not fail to have lasting negative repercussions. It is appropriate to recall this fundamental rule, especially at times when there is a temptation to appeal to the law of force rather than to the force of law.
One of these moments was surely the drama which humanity experience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 abyss of violence, destruction and death unlike anything previously known.
6 Respect for law
That war, with the horrors and the appalling violations of human dignity which it occasioned, led to a profound renewal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defence and promotion of peace were set at the centre of a broadly modernized system of norms and institutions. The task of watching over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with encouraging the efforts of States to preserve and guarantee these fundamental goods of humanity was entrusted by Governments to an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for this purpose –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 with a Security Council invested with broad discretionary power. Pivotal to the system was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This prohibition, according to the well-known Chapter VII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makes provision for only two exceptions. The first confirms the natural right to legitimate defence, to be exercised in specific ways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nsequently also within the traditional limits of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The other exception is represented by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security, which gives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petenc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with power of decision and ample discretion.
The system develop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was meant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 which twice in our lifetime has brought untold sorrow to mankind”.(4) In the decades which followed, however, the di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o opposing blocs, the cold war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the outbreak of violent conflicts in other areas and the phenomenon of terrorism produced a growing break with the idea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7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however,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even with limitations and delays due in great part to the failures of its members, has made a not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the freedom of peopl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ment, thus preparing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soil for the building of peace.
The activity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will be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ide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become widely diffused,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practical gestures of solidarity and peace made by the many individuals also involved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 Movements for human rights.
Thi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for a reform which would enable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for the pursuit of its own stated ends, which remain valid: “humanity today is in a new and more difficult phase of its genuine development. It needs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ordering”.(5) States must consider this objective as a clear moral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which calls for prudence and determination. Here I would repeat th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which I spoke in 1995: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needs to rise more and more above the cold status of 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and to become a moral centre where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feel at home and develop a shared awareness of being, as it were, a family of nations”.(6)
8 The deadly scourge of terrorism
Today international law is hard pressed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situations of conflict arising from the changed landscape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se situations of conflict frequently involve agents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States but rather entities derived from the collapse of States, or connected to independence movements, or linked to traine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 legal system made up of norms established down the centuries as a means of disciplining relations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finds it difficult to deal with conflicts which also involve entities incapable of being considered State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with terrorist groups.
The scourge of terrorism has become more virulent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produced brutal massacres which have in turn put even greater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increasing tensions and aggravating problems,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East.
Even so, if it is to be wo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cannot be limited solely to repressive and punitive operation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use of force, even when necessary, be accompanied by a courageous and lucid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behind terrorist attacks.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must be conducted also on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levels: on the one hand, by eliminat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ituations of injustice which frequently drive people to more desperate and violent ac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insisting on an education inspired by respect for human life in every situation: the unity of the human race is a more powerful reality than any contingent divisions separating individuals and people.
In the necessary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law is now called to develop legal instruments provided with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prevention, monitoring and suppression of crime. In any event, democratic governments know well that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errorists cannot justify a renunci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decisions would be unacceptable were they to seek success without consideration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since the end never justifies the means.
9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urch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Mt 5:9). How could this saying, which is a summons to work in the immense field of peace, find such a powerful echo in the human heart if it did not correspond to an irrepressible yearning and hope dwelling within us? And why else would peacemakers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if not because God is by nature the God of peace?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in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which the Church proclaim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 are doctrinal element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needed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nations.
History teaches that the building of peace cannot prescind from respect for an ethical and juridical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adage: “Serva ordinem et ordo servabit te” (preserve order and order will preserve you). International law must ensure that the law of the more powerful does not prevail. Its essential purpose is to replace “the material force of arms with the moral force of law”,(7) providing appropriate sanctions for transgressors and adequate reparation for victims. This must also be applicable to those government leaders who violate with impunity human dignity and rights while hiding behind the unacceptable pretext that it is a matter of questions internal to their State.
In an Address which I gave to the Diplomatic Corps accredited to the Holy See on 13 January 1997, I observe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is a primary means for pursuing peace: “For a long time international law has been a law of war and peace. I believe that it is called more and more to become exclusively a law of peace, conceived in justice and solidarity. And in this context morality must inspire law; morality can even assume a preparatory role in the making of law, to the extent that it shows the path of what is right and good”.(8)
Down the centuries, the teaching of the Church, drawing upon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f many Christian thinkers,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n directing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common good of the whole human family. Especially in more recent times the Popes have not hesitated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a pledge of peace, in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harvest of justice is sown in peace by those who make peace” (Jas 3:18). This is the path which the Church, employing the means proper to her, is committed to following, in the perennial light of the Gospel and with the indispensable help of prayer.
10 The civilization of love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I feel it necessary to repeat tha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e peace in the world, justice must find its fulfilment in charity. Certainly law is the first road leading to peace, and people need to be taught to respect that law. Yet one does not arrive at the end of this road unless justice is complemented by love. Justice and love sometimes appear to be opposing forces. In fact they are but two faces of a single reality, two dimensions of human life needing to be mutually integrat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shows this to be true. It shows how justice is frequently unable to free itself from rancour, hatred and even cruelty. By itself, justice is not enough. Indeed, it can even betray itself, unless it is open to that deeper power which is love.
For this reason I have often reminded Christians and all persons of good will that forgiveness is needed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individuals and peoples. There is no peace without forgiveness! I say it again here, as my thoughts turn in particular to the continuing crisis in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a solution to the grave problems which for too long have caused suffering for the peoples of those regions will not be found until a decision is made to transcend the logic of simple justice and to be open also to the logic of forgiveness.
Christians know that love is the reason for God's entering into relationship with man. And it is love which he awaits as man's response. Consequently, love is also the loftiest and most noble form of relationship possible between human beings. Love must thus enliven every sector of human life and extend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nly a humanity in which there reigns the “civilization of love” will be able to enjoy authentic and lasting peace.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I wish to repeat to women and men of every language,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ancient maxim: “Omnia vincit amor” (Love conquers all). Ye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end love will be victorious! Let everyone be committed to hastening this victory. For it is the deepest hope of every human heart.
From the Vatican, 8 December 2003.
JOHN PAUL II
NOTES
(1) Insegnamenti, V (1967), 620.
(2) 1968: 1 January: World Day of Peace
1969: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Road to Peace
1970: Education for Peace Through Reconciliation
1971: Every Man is My Brother
1972: If You Want Peace, Work for Justice
1973: Peace is Possible
1974: Peace Depends on You Too
1975: Reconciliation, The Way to Peace
1976: The Real Weapons of Peace
1977: If You Want Peace, Defend Life
1978: No to Violence, Yes to Peace
(3) These are the themes of the successive twenty-five World Days of
Peace:
1979: To Reach Peace, Teach Peace
1980: Truth, the Power of Peace
1981: To Serve Peace, Respect Freedom
1982: Peace: A Gift of God Entrusted to Us!
1983: Dialogue for Peace, A Challenge for Our Time
1984: From a New Heart, Peace is Born
1985: Peace and Youth Go Forward Together
1986: Peace is a Value with No Frontiers North-South, East-West:
Only One Peace
1987: Development and Solidarity: Two Keys to Peace
1988: Religious Freedom, Condition for Peace
1989: To Build Peace, Respect Minorities
1990: Peace with God the Creator, Peace with All of Creation
1991: If You Want Peace, Respect the Conscience of Every Person
1992: Believers United in Building Peace
1993: If You Want Peace, Reach Out to the Poor
1994: The Family Creates the Peace of the Human Family
1995: Women: Teachers of Peace
1996: Let Us Give Children a Future of Peace
1997: Offer Forgiveness and Receive Peace
1998: From the Justice of Each Comes Peace for All
1999: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 Secret of True Peace
2000: “Peace on Earth to Those Whom God Loves!”
2001: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for a Civilization of Love and Peace
2002: No Peace Without Justice, No Justice Without Peace
2003: “Pacem in Terris”: A Permanent Commitment
(4) Preamble.
(5) JOHN PAUL II, Encyclical Letter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43: AAS 80 (1988), 575.
(6) Address to the Fiftie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5 October 1995), 14: Insegnamenti, XVIII/2 (1995), 741.
(7) BENEDICT XV, Appeal to the Leaders of the Warring Nations, 1 August 1917: AAS 9 (1917), 422.
(8) No. 4: Insegnamenti, XX/1 (19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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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於世：永久的承諾
前言
1. 將近四十年前，即1963年4月11日聖週四那天，教宗若望廿三世向「所有善心人士」，頒布了歷史性的《和平於世》通諭。我這位可敬的前任，在此通諭發表之後兩個月就與世長辭。他的通諭總結於全文的第一句，他開宗明義地說：「和平於世，是世世代代，天下萬民的深切渴望，只有遵從天主所制定的秩序，才得以穩固建立並恆久維持」1。
向分裂的世界談論和平
2. 教宗若望廿三世書寫《和平於世》時，世界局勢正是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廿世紀之初，人們又非常的期待著「進步」。然而在這短短六十年之間，竟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產生了極具破壞力的極權制度，人類遭受無數的苦難，並且教會也受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迫害。
在《和平於世》通諭頒布的前兩年，即1961年，柏林圍牆被豎立了起來，它不只為了把這城市分裂成敵對的兩部分，而且要使理解及建設現世社會的兩種方式壁壘分明。圍牆的兩邊，在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氣氛中，根據明顯對立的規定，過著不同型態的生活。不論是世界觀或現實的生活，這道圍牆都影響了全人類的心靈與思想，形成了種種似乎永無止境的分裂。
此外，該通諭頒布的六個月之前，也就是梵二大公會議在羅馬揭幕之時，世界正因古巴飛彈危機而瀕臨核子戰爭的邊緣。這世界走向和平、正義和自由之路似乎已經受阻。許多人認為人類註定要長期生活在惶惶不安的「冷戰」中，總是擔驚受怕，唯恐哪天一旦發生什麼挑釁或意外事件，就會觸發人類史上最可怖的戰爭。使用核子武器，意味著這樣的戰爭將危及全人類真正的未來。
和平的四大支柱
3. 但教宗若望廿三世卻不能苟同某些人認為的「和平無望」。藉著他的通諭，他使和平及其要求的全部真理，同時在柏林圍牆的兩邊，和所有的阻隔的圍牆上敲門。《和平於世》通諭告訴每一個人，他們屬於同一個人類大家庭；並使世界各地的人所渴望的安全、正義與希望的生活願景，見到了一線光明。
教宗若望廿三世以他的睿智，指出達到和平的必要條件，那就是人類心靈的四項需求：真理、正義、仁愛、自由2。真理是締造和平的基礎，如果每個人都能真誠地意識到除享用自己的權利外，尚須善盡對他人的義務。正義能建立和平，如果每個人確實尊重他人的權利，同時也認真地履行自己對他人的義務。仁愛是締造和平的酵母，如果人們能把他人的需要視為自己的需要，並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有，特別是分享那些屬於心靈的價值觀。最後，自由要滋養和平，且使其欣欣向榮，如果人們能理性地選擇達致和平的手段，並對為自己的行為勇於負責。
真福若望廿三世以其信仰與理性的眼光觀看當代及展望未來，他指點出某些已在歷史中運作的深層動力。事情往往並非如表面所見。儘管有戰爭及戰爭的威脅，但在人類歷史中尚有其他因素正在運行，教宗認為那些就是心靈改革很有希望的開端。
人類尊嚴及不可剝奪的人權之覺醒
4. 教宗若望廿三世寫道，人類在其旅程中已開始一個新階段(l.c.267-269)。殖民主義的結束，新興獨立國家的崛起，勞工權利受到更好的保障，婦女開放參與公眾的事務，凡此種種，都證明人類的確正進入到歷史中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的特色就是「深信人人生而平等」(l.c. 268)。教宗深知在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這項尊嚴仍然受到踐踏。他深信，儘管情勢慘澹，世界已愈益體認到某些精神價值的重要性，也更能接受和平四大支柱──真理、正義、仁愛和自由的蘊義(l.c.268-269)。當許多男士與女士在地方、國家和國際上致力促進這些價值時，也更體會到他們與萬善之源－－天主間的關係，必須成為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的堅實基礎和最高準則。教宗深信，這項靈性敏銳感，能對公眾生活及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
見到人權意識在各國及國際間日益增長，教宗若望廿三世領悟到這個現象的所具有的潛力，也了解了它有改變歷史的獨特能力。幾年後在中歐和東歐所發生的事證實了他的遠見。他在通諭中教導說，通向和平之路，在於維護並促進基本人權，事實上，每個人都享有的這些權利，不是某一社會階級或國家授予的特權或恩惠，而是人之為人與生俱來的：「任何社會，如果要它組織完善且有益人群，必須以此原則為基礎，即每個人都具有人的位格，即是說，天生具有聰明才智和自由意志。也由此，他是權利與義務的主體，二者同時並直接源自人的本性。因此，這些權利和義務也是普世性的，不可侵犯的，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l.c.259)。
歷史不久就證明，這不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而是有深遠影響的理念。由於深信每一個人都有同等尊嚴，因此社會應按此前提調整其結構，人權運動因而迅速興起，它為當代歷史中最偉大的活動力加上具體的政治色彩。追求自由被認為是致力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成分。實際上在世界各個地方都顯示過，這些運動促成極權政府的垮台，並代之以另種更民主、人民更能參與的形式。事實上，它們證明，只有尊重那銘刻在人類心版上、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律，人類才可能達致和平與進步(參閱若望保祿二世，對聯合國大會的演講，1995年10月5日)。
普世萬民的公益
5. 預見世界政治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和平於世》通諭提出一個前瞻性的教導。面對世界日益趨向全球化，彼此相互依存，教宗若望廿三世指出，應把「公益」(l.c.292)這個觀念放在全球性的視野中考量。此後，為了正確起見，應當參照「普世公益」的觀念。這個觀念發展的後果之一是，顯然需要設置國際層次的公權力組織，有效地提升普世公益。教宗接著說，這項權力不能以強制的方式來建立，只能藉由各國的同意。它必須是一個「以承認、尊重、維護並促進人權為基本目標」的組織(IV, l.c.294)。
因此，難怪教宗若望廿三世對1945年6月26日成立的聯合國寄予厚望。他認為這是一個可靠的組織，能維持並加強世界和平。教宗也特別推崇1948年通過的人權宣言，認為這是「在朝向建立世界性政治—法制機構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l.c.295)。實際上，人權宣言確定了道德的基礎，在這基礎上，能建設一個祥和有序而不混亂的世界，重視交談而不以力服人的世界。依此觀點，他要表達的是，為使聯合國組織能更有效地促進及維護國際安全，其先決條件就是維護人權。
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教宗若望廿三世前瞻性的願景：一個為人權、自由與和平服務的國際公權力，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而且不幸地，國際社會在面對尊重和落實人權的義務時，經常抱持觀望的態度。這項義務涉及所有的基本權利，不容有任何專斷的選擇，導致歧視和不正義行為的合理化。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有一個令人憂心的差距在兩極之間日益擴大：一方面，許多科技先進的社會已在推動一連串的新「權利」；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尤其是低開發狀況下的處境，人們連基本人權都還沒有，我想到的是，例如食物和飲用水的權利、住屋與安全的權利、自決與獨立的權利，都尚未獲得保證，距離實現之日也很遙遠。要達到和平，必須儘速填補這個差距，並使之消除。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別的需要：國際組織自1948年起通過的人權大憲章，宣佈人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但並未能充分堅持相隨而來的義務。其實，權利是要受義務的規範，才不致放任濫用。對人類普遍性義務的深刻意識是促進和平的一大助益，因為它能為和平提供一個互相承認，彼此分享的道德基礎；另外也提供事物的基礎—它不依賴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意願。
新的國際道德秩序
6. 過去四十年來，雖然遭遇許多困難與挫折，然而在實現教宗若望廿三世崇高的願景上，仍有顯著的進展。如今世界各個國家，都感到有尊重人權的責任，這顯示出道德信念和精神層面的健全是多麼強大的利器。1989年，由於道德良知的動員，產生了推翻歐洲共產主義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明證。雖然受到扭曲的「自由」的觀念--把自由誤認為放縱--，仍然危脅著民主和自由社會，但是，自從《和平於世》發表後的這四十年來，世界上大部份人民都比過去更自由，國與國之間的交談與合作結構也更形強固，而在教宗若望廿三世那個時代籠罩著的全球性核子戰爭的威脅，也已經有效地受到約束，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這個主題上，我願謙虛而勇敢地提請各位注意，教會一千五百年來有關對和平的教導，亦即聖奧斯定所說的「秩序的和諧」(見《天主之城》19，13)，四十年前，經《和平於世》通諭進一步發展之後，顯示出它對今日的世界、對各國領袖以及個人，具有特殊的意義。大家都察覺到，現代世界嚴重失序。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要以什麼樣的秩序來取代失序，才能使所有人生活於自由、正義與安全中？即使世界處於失序中，全世界正在許多方面進行「重組」新秩序——不論是經濟、文化，甚至政治——，於是又產生另一個同樣急迫的問題：究竟應按那些原則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這些影響深遠的疑問，表示國際事務的秩序問題——在正確的了解下，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問題，不能偏離與之相關的道德原則。換言之，從良知的觀點看，和平的問題不能與人類尊嚴及人權問題分開。這就是《和平於世》通諭所教導的恒久不變的真理。在此通諭發表四十週年，我們誠願回顧並加以省思。
現在不正是大家應合作，建立起一個屬於全人類大家庭的新組織，以確保民族間的和平與和諧，並促成他們全面發展的時刻嗎？但是請不要有任何誤會：這不是指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超級強國。它其實是指，我們急需加速已有的進步，為的是能回應這個近似普世性的渴望，即以民主的方式共同參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不僅在一國之內，也在國際之間；同時也為促進公眾事務的每一層次都成為透明與可信賴的。教宗若望廿三世相信每人都心懷善意，因此他呼籲全世界對於公眾事務和政府權力的運作有一個更崇高的願景。他甚至大膽地向世人要求，鼓勵他們超越目前的失序狀態，而去思考如何獲致那能與人性尊嚴相稱的國際新秩序。
和平與真理之間的聯繫
7. 針對有些人認為政治是一個脫離道德的領域，只談利益，教宗若望廿三世在《和平於世》通諭中，則為人類的實況勾畫了一個更真實的圖像，並指出能走向更好的未來的道路。正因為人類是具有道德選擇能力的受造者，因此人的任何行為都不能逸出於道德的規範。政治是一種人的行為，因此也要受到道德的檢驗。國際政治也是如此。教宗寫道：「約束個人生活行為的自然道德律，也應同樣用於約束國際政治團體之間的關係」(《和平於世》III,l.c.279)。那些認為國際公共事務的運作，多多少少可自外於道德判斷的人士，只須想想在剛結束的廿世紀中人權運動對國家及國際政治的衝擊。這些發展是此通諭的教導所預期的，也實實在在地駁斥了所謂國際政治位於一個不受道德律管轄的「自由區域」的說法。
在今天，中東和聖地的情勢非常引人矚目，或許沒有一個地方像此地一樣，需要正確地運用政治權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充滿仇恨、充滿互相排斥，充滿永無止境的暴力與報復，已使人們至今對有關的實際問題所做的重大交談等努力，都化為烏有。動盪的局勢已經因為國際組織成員之間的利益衝突，而更加惡化。除非在位的負責人能勇敢進行真正的改革，善用權力，確保人民的福祉，否則很難想像如何在和平之道上有任何進展。在聖地，每天有層出不窮的自相殘殺，使那些能決定中東地區未來的各個勢力發生戰爭衝突，這現象更清楚地證明，我們迫切需要信念堅定的男女人士，能堅定不移地以尊重人性尊嚴和人權為原則，來落實各項政策。這樣的政策，比起繼續不斷的衝突，必能大大造福每一個人。我們依據這個真理開始，此一真理當然比宣傳技倆更能使人得到心靈的釋放，特別是如果所做的宣傳只是為了隱瞞不可告人的意向時。
永久和平的前提
8. 在「致力於和平」與「尊重真理」之間，有一個切不斷的聯繫。誠實地提供資訊、法律制度的公正、民主程序的透明化，都能使一國的國民有安全感，樂意以和平的手段解決爭端，並願意有真誠且具建設性的交談，這一切都構成持久和平的真正前提。區域性和國際性的政治高峰會議，只有在各方都能尊重會後的共同承諾時，才能對和平有所貢獻。否則這些會議就有可能淪為沒有意義且毫無益處，以致人民越來越不相信交談，反而更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決問題。像這樣，先是對和平條約做了承諾，然後又不遵守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必須由國家和政府領袖極其慎重的評估。
有一句古老的諺語說：「條約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如果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守承諾，那麼，對窮人的承諾應該更具約束力。尤其是任何他們感到攸關生死的許諾，一旦未予以信守，他們的挫折感特別深。在這方面，不遵守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承諾，是一項嚴重的道德問題，而且更進一步突顯這世界貧富不均的不義現象。因貧窮而造成的痛苦，會因信任感的喪失而急遽加深。以至於產生絕望。國際關係中有互信存在，是一種有基本價值的社會資產。
和平的文化
9. 歸根結柢，我們應該承認和平不僅是結構的問題，卻更是「人」的問題。和平的某些結構與機制——法律、政治、經濟——當然都很需要，幸而也往往存在。但那些無非都是整個歷史中，永懷希望、毫不氣餒的男女人士，以無數「和平的努力」所累積的智慧和經驗得來的。「和平的努力」發自內心以促進和平為第一要務者的生命。那是締造和平的人出自真心與理性的表達(參瑪五9)。當人們能全心珍惜生命中的共同體，而了解在自己團體中和世界上所發生事件的意義及後果時，就會發出「和平的努力」。「和平的努力」能產生和平的傳統及和平的文化。
在促進「和平的努力」及鞏固有利和平的條件中，宗教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宗教能把力量集中在屬於宗教的特質上：如專心仰望天主，增進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誼，傳播「同舟共濟」的文化，那麼宗教就能格外有效地執行此一角色。2002年1月24日，我在亞西西推動的和平祈禱日，邀請各個宗教的代表來參加，就是為了這個目的。這活動表達了大家的渴望，即藉著傳播和平的靈修與文化，來增長和平。
《和平於世》的遺澤
10. 真福教宗若望廿三世是一位不畏懼未來的人。他的樂觀來自他對天主及對人的堅定信賴，而這二者又來自他成長時期深厚的信仰環境。由於他信賴天主的眷顧，因此，即使衝突的情況似乎要永久持續，他仍然毫不猶疑地要求當時的領袖，對世界有著新的願景。這就是他留給我們的遺澤。在2003年的世界和平日，讓我們大家下定決心，與他有同樣的展望：信賴仁慈而憐憫的天主——他要求我們成為弟兄姊妹，同時對我們這時代的男女人士有信心，因為，他們與其他所有時代的人一樣，都帶有天主的肖像。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可望在地上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
在人類史上新的一年的開始，我內心深處自然而然地浮現這個深深的願望：每一個人都能重新獻身於《和平於世》在四十年前向所有善心人士提出的崇高使命。通諭中說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在真理、正義、仁愛、自由的主導及指引下，建立人類社會的新關係」。教宗若望廿三世說，他指的是「個人之間、人民與其國家之間、國與國之間，以及個人、家庭、社團、各國家及世界性組織之間的關係」。最後他說，「按照天主制定的秩序，帶來真正的和平」，是一項「最崇高的使命」。(和平於世Vl.c.301-301)
《和平於世》頒佈的第四十週年，是一個回歸教宗若望廿三世先知性教導的適當時機。教會的團體知道在這一年中應如何慶祝此週年。我希望我們能創新主動，使這慶祝具有合一及宗教交談的特色，並能接納一切有如下渴望的人：即衷心渴望「除去使彼此分離的障礙，加強彼此相愛的鏈結，學習互相了解，寬恕那些對他們不公正的人。」(l.c.304)
我懷著這樣的渴望向萬善之源——全能者天主祈禱。願那召叫我們脫離壓迫、走向自由的天主，那召叫我們為了眾人的好處而放棄爭端、走向合作的天主，幫助各地的人民，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而且是始終堅定地建立在真福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他歷史性的通諭中所指出的四個支柱上，那就是真理、正義、仁愛與自由。
2002年12月8日 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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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
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1. 今年，我們在世人矚目的九一一悲慘事件的陰影中慶祝世界和平日。那天發生了一件恐怖的罪行：在短短幾十分鐘裡，好幾千的無辜者慘遭殺害，他們中各個種族的人都有。從那時起，世界各地的人都深感自身的脆弱，並對未來開始產生了莫名的恐懼。面對此一情景，教會願對她所抱持的希望作見證，即教會深信：在人世變遷上，罪惡，即罪惡的奧秘(mysterium iniquitatis)並不具有最後的決定權。聖經中記述的救恩史，能燭照世界的整個歷史，它為我們指出，整個人類的歷史，有著天主的慈愛眷顧與關懷，他知道如何感化最冷酷的心，他也能使不毛之地長出美好的果實。
在二○○二年的開始，就是這個希望支持著教會：在今天的世界中，雖然「罪惡」似乎再度佔了上風，但是藉著天主的恩寵，這世界一定會改變，人心最崇高的渴望會得到滿全，真正的和平要當道得勢。
和平：正義與仁愛的功效
2. 最近發生的事件，包括前面提到的恐怖謀殺事件，促使我反省到一件事，就是每當想起在我生命中，特別是青年時代對我影響至深的歷史事件時，發自我內心深處的省思。
在我的思緒和祈禱中，常想到由於納粹與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使許多民族及個人承受無以復加的痛苦，其中有我的許多朋友和熟人。我常常凝思這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怎樣才能恢復那曾受暴力重創的道德與社會秩序呢？經過省思及參照聖經的啟示，我確信，除非以正義加上寬恕做為回應，否則無法完全恢復這破碎的秩序，真正和平的支柱是正義及來自於愛的寬恕。
3.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怎麼說明正義與寬恕是和平的泉源及先決條件呢？我以為，不論多麼困難，我們可以說、也必須說；它的困難在於人往往認為正義與寬恕是不能相容的。但寬恕是與憎恨、與報復相對立，卻不與正義相背。真正的和平其實是「正義的功效」(依卅二17)。正如梵二大公會議所說，「造物主為人類社會安置了秩序，和平便是秩序的成果，應由渴求更完美正義的人們，見諸實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8)。一千五百多年來，在天主教會內一直迴響著聖奧斯定的教導：他提醒我們，在這世界上，我們應該建立、也能夠建立的和平，就是有正當秩序的和平，即秩序的和諧(參閱《天主之城》19，13)。
因此真正的和平是正義的果實，是一種美德及法律保障，保證完全尊重人的權利與義務，並公平地分配利益與負擔。但是有鑑於個人及團體的有限及自我主義，人間的正義往往脆弱且不完美，因此正義的履行應該佐以寬恕，這樣才能徹底治癒創傷並重建紊亂的人類關係。這對處理那些不論是存在於個人層次或更廣泛的，甚至國際層次上的緊張關係，都是必要的。寬恕絕對不相反正義，因為寬恕並不表示免除培損補過的必要。毋寧說寬恕是正義的滿全，導向秩序的和諧，而秩序的和諧與短暫的掩旗息鼓不可同日而語，它是從深處治癒心靈的創傷。為得到這樣的治癒，正義和寬恕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這篇文告中，我願探討的就是與和平攸關的這兩個幅度。今年的世界和平日，能為全人類，特別是各國領袖，提供一個機會， 即在面對許多持續地折磨這世界的嚴重問題時--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有組織的恐怖主義所製造的新的暴力--省思正義及寬恕的必要。
恐怖主義的現實
4. 今天國際恐怖主義份子所攻擊的，正是那建基於正義與寬恕的和平。近幾年來，特別是自冷戰結束後，恐怖主義已發展成一個政治、經濟及技術相互勾結的精密網路，它跨越國界，擴及全世界。這是指由那些擁有龐大財力資源的恐怖組織，它們發展出影響深遠廣泛的策略，襲擊那些與恐怖份子所追求的目標毫無關係的無辜人民。
恐怖份子組織用他們的黨羽做武器，去打擊無自衛能力、毫不提防的人民時，就清楚地表示出灌輸給他們的必死之心。恐怖主義出自仇恨，導向隔離、懷疑及自我封閉。暴力上加暴力的慘劇接二連三發生，也把後來的世代牽連在內，使分裂的仇恨代代相傳。恐怖主義來自對人類生命的輕視。為此緣故，它不但犯下不可容忍的罪行，而且因為它訴諸於恐怖行動，當作政治及軍事手段，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種攻擊人性的真正罪行。
5. 因此我們有保護自己、反對恐怖主義的權利；但為行使這權利──一如行使其他的權利，其所採取的方法與手段，必須尊重道德及法律的規範。我們應該正確無誤地指出犯罪的人，因為犯罪常是個人行為，不應把恐怖份子所屬的國家、種族或宗教牽扯進去。國際合作打擊恐怖份子的行動，也應該在政治、外交和經濟層面上有所作為，以決心和勇氣致力解決受壓迫及邊緣化的情況，因為這些情況能助長恐怖份子的意圖。事實上，在一些權利受長期踐踏，不公義被長期縱容的社會裡，比較容易滋生恐怖份子。
然而，我們還應堅定地聲明，絕不能以世界上的某些不正義，做為恐怖份子行暴的藉口；同時也應該指出，恐怖主義一心要使秩序徹底瓦解。其實，在被害者當中，首推數百萬計最難以承受國際團結崩潰的人民--也就是那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他們本來就是貧窮度日，而在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混亂中，受害最慘重的也會是他們。恐怖份子聲稱他們的行動是為了窮人，顯然是一個公開的謊言。
不可假借天主之名殺人！
6. 以恐怖行動殺人的人，滋長輕賤人性的心態，表現出對生命、對未來的絕望。在他們眼中，一切事物都是可憎的，都應被毀滅。恐怖份子認為他們所相信的真理或曾遭受的痛苦都是最大的，即使他們報之以殺害無辜，也是正當合理的。恐怖主義常常是狂熱的基本教義派所衍生的後果，以為個人能把自己對真理的看法，強迫其他人接受。其實，即使假定一個人得到了真理--往往只是有限的與未臻完美的方式--也絕不能強加給別人。良心上反映出天主自己的肖像(參閱創一26-27)，尊重人的良心，意思是說我們只能向他人提出真理，接受與否則是對方的事。以暴力的方式強迫他人接受自己所認為的真理，是違反人性的尊嚴，到最後也侵犯了我們所佩帶的肖像--天主。因此我們以為基本教義派是一種激烈地反對信仰天主的態度。恐怖主義不只是在利用人，也利用天主；把天主塑造成一個偶像，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7. 因此，沒有一位宗教領袖能容忍恐怖主義，更不用說去宣講了。以天主之名宣稱自己是恐怖份子，假天主之名對他人行使暴力，那是對宗教的褻瀆。恐怖份子的暴力與對神的信仰是自相矛盾；天主是人類的創造主，祂關心人類、愛護人類。暴力行為尤其相反我們對主基督的信仰，因為基督教導他的門徒這樣祈禱：「寬免我們的罪債，猶如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瑪六12)。
基督徒遵守耶穌的教導及效法他的榜樣，相信慈悲為懷就是實踐生命中的真理：我們能夠、也應該富於仁愛，因為天主是愛，而他向我們顯示了他的仁愛(參閱若壹四7-12)。天主為救贖我們而進入歷史之中，並藉著受難日的痛苦事件，為復活主日的勝利預做準備。我們的天主是富於仁愛與寬恕的天主(參閱詠一○三3-4，10-13)。因此耶穌對那些批評他不該與罪人一起進食的人說：「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是什麼意思；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人」(瑪九13)。基督的門徒，在祂救贖性的死亡與復活中受洗，必須常是富於仁愛與寬恕精神的人。
寬恕的必要
8. 但「寬恕」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為什麼應該寬恕別人呢？反省「寬恕」，必定免不了會碰到這些問題。不妨重提我在一九九七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寬恕他人，樂享和平》中曾說過的話，我願再次提醒，必須先把寬恕的精神植根於人們心中，然後才能成為一個社會的現實。只有當寬恕的倫理與文化盛行時，我們才能期待在社會的行為和法律制度中，能表現出「寬恕的政治」，透過寬恕的政治，正義才能取得更富人性的特色。
事實上，寬恕是一項個人的選擇，在內心決定掙脫以惡還惡的本性。這項選擇，多少反映出天主的愛，因為儘管我們有罪，天主仍然接納我們。基督的寬恕給我們立下最卓絕的榜樣，他在十字架上祈求：「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34)。
因此，寬恕的根源和準則是來自於天主。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從人的正確推理來了解寬恕的意義。首先就是能根據人做錯事時，內在的體驗來了解。他體驗到人性的軟弱，希望別人對他寬大為懷。那麼，在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們的同時，我們為什麼不同樣對待別人呢？所有的人都希望有機會重新開始，不要永遠停留在自己的錯誤與過犯之中。他們都渴望放眼未來，能發現新的機會去信賴他人、為人獻身。
9. 由於寬恕是人的行為，更是個人在他與同儕關係中所採取的主動行為。但人基本上具有社會性，有各種的關係，透過這些關係，他們表達自己，不只是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因此在社會的層面上也絕對需要寬恕。家庭、團體、社會、國家及國際社會都需要實踐寬恕，使割裂的關係重新連接起來，跨越互相指責的情勢，克服歧視他人的誘惑。寬恕的能力是使未來社會充滿正義與團結的基礎。
相反的，拒絕寬恕，尤其是若因為不能寬恕而導致衝突延續，會使人類的發展受到極大的影響。浪費人類資源於武器競賽，而不用於發展、和平與正義上。因著不能和好，使人類蒙受了多大的痛苦！由於不能寬恕，使進步受到了多大的延誤！和平是促進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只有透過寬恕，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寬恕是最好的途徑
10. 「寬恕」不是一個立刻就能了解或很容易接受的提議，在許多方面，「寬恕」是一個弔詭的訊息。其實，「寬恕」常常是以表面上一時的「失」，換來長期真正的「得」。暴力則恰好相反；它選擇了表面上一時的「得」，卻換來真正且永遠的「失」。寬恕也許看似軟弱，但要給予寬恕或接受寬恕，卻需要相當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在某些方面看來，也許是縮小了自己，但它其實能引領我們進入更圓滿、更豐富的人性，使人散發出造物主的燦爛光輝。
為福音服務的牧職工作，使我覺得有責任，同時也有力量去堅持寬恕的必要。今天我再度作此呼籲，希望能激發人們對這主題加以嚴肅及成熟的思考，同時希望能在個人的心中以及在世界上各民族的關係中，廣泛地喚起心靈的覺醒。
11. 在省思「寬恕」時，我們自然會想到某些地方的衝突，它們無休止地加深仇恨、製造分裂，和一連串的個人及集體慘劇。我特別想到在聖地所發生的一切，聖地本是天主與人相遇的地方，是一個受祝福的地方，和平之子耶穌曾在那裡生活、死亡並自死亡中復活。
目前複雜棘手的國際局勢，更強烈地要求我們解決那持續了五十多年，時而強烈、時而緩和的以阿衝突。不斷地以恐怖行動和戰爭來因應，只會使情勢更不可收拾，也使各方面懷抱的希望減少，因此，必須代之以談判解決衝突。如果大家都有意讓正義與和好佔上風，那麼每一方的權利和要求，都可以列入適當的考量，並以公正的方式取得平衡。我再一次呼籲在聖地蒙受上主鍾愛的人民，共同為開創一個相互尊重以及有建設性協議的新紀元而努力。
不同宗教間的了解與合作
12. 在這整個努力中，宗教領袖負有重大責任。基督宗教的各個教派以及世界各大宗教，必須共同合作，消除導致恐怖主義的社會及文化因素；教導人們了解人的偉大與尊嚴，培養天下一家的胸襟與情懷。這裡就特別涉及基督徒的合一及宗教相互間的交談與合作的領域，如何在開放的態度中共同促進世界和平。
我尤其深信，猶太教、基督宗教及回教領袖必須率先公開譴責恐怖份子，並拒絕給予恐怖份子任何在宗教或道德上的合法性。
13. 蓄意謀殺無辜，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一項重大罪行，絕無任何例外，全世界的宗教領袖若能共同為此一真理作證，就能形成合乎倫理標準的大眾輿論，這是建立國際文明社會的先決條件，保證人人能在正義與自由中追求秩序的和諧。
各個宗教在承擔這項責任時，除了寬恕之道外，別無他途。寬恕開啟相互了解、尊重與信任的道路。各個宗教若能教導人們互相寬恕，就是締造和平，反對恐怖主義；因為在寬恕別人或請求他人寬恕時，人們知道有一個更高於他的「真理」；並在接受「真理」時，超越了自己。
為和平祈禱
14. 正因為這個緣故，為和平祈禱並不是致力和平工作之後的添加物。相反地，為和平祈禱是工作的核心，能使和平建立於秩序、正義及自由的基礎上。為和平祈禱，意思就是開放心靈，接納天主更新一切的大能。天主的恩寵神力，能消除人間種種阻礙和封閉，為和平打開大門；堅固並開擴人類大家庭的團結，突破分裂和衝突的攸久歷史。為和平祈禱就是為正義祈禱，為各國家、各民族自身及相互間的正當關係祈禱。此外，它也是為自由祈禱，特別是為宗教自由祈禱，這是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及民權。為和平祈禱表示期待天主的寬恕，也懇求有勇氣去寬恕那些冒犯了我們的人。
基於這些原因，我已邀請全世界的宗教代表，在二○○二年一月廿四日共聚於聖方濟的家鄉──亞西西，一起為和平祈禱。我們要藉這個方式顯示，真正的宗教信念是各民族間相互尊重、和諧相處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宗教信仰確實是消弭暴力及衝突的良方。在這個令人憂心忡忡的時刻，整個人類大家庭渴望聽到我們所懷希望的可靠理由。我們有意在亞西西宣揚的，就是這希望──以聖方濟自己所使用的美麗句子來說：我們祈求全能的天主，使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他和平的工具。
15. 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這就是我在此文告中，希望向信徒及非信徒、向所有關心全人類福祉及人類未來的善心人士所傳達的訊息。
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這是我希望向那些對人類的未來負有責任的人士所講的話，希望他們在做任何重要的、困難的決定時，能為人的真正利益及人類的共同福祉著想。
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我要持續不斷地向那些因某種原因而懷恨在心，尋求報復或蓄意破壞的人士，再三重覆這項提醒。
在今年的世界和平日，願所有信徒心中都能發出更熱切的祈禱，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為他們受到重創的家人、為所有仍在承受恐怖主義與戰爭傷害及驚嚇的人們祈禱。願我們的祈禱之光也能普照那些行為殘酷、嚴重侵犯天主及人類的人，願他們能自我反省，意識到自己的罪；願他們能放棄一切暴力的意圖，進而請求寬恕。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願人類大家庭能找到正義與仁愛相偕所帶來的真正且永久的和平！
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發自梵蒂岡
若望保祿二世